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神奇：汉语一直维持着我称之为“字本位”的规则。 这在说三件事情：
- 表意的最小单位是字；没有不成字的语言成分。
- 除去连绵词、外来词等，单字几乎总是表意。
- 即使构成合成词，单字的独立性也不会被破坏。
这性质在其他语言里是很罕见的。 诸如英语、阿拉伯语的字母语言，从来就没有“字”的概念——它们的语音从来是流动的，而字母只是记录语音的工具。 而像日、韩这种语音结构本来就有一定限制的（乃至于反映到了它们的文字上去），也不存在语义上的单字——它们的语音最小单位并不对应语义最小单位。 唯独汉语的语音最小单位和语义最小单位是对齐的。
可以认为，汉语字本位的规则是从汉字诞生之初就存在并延续下来的——至少在汉字诞生之前的一小段时期内成立，否则对着一个语音和语义最小单位没有对齐的语言，不可能造得出来汉字这种书写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字出现之前，单字的语音所对应的那个语言单位显然也是存在的。 因此本篇里我会把语音与书写意义上的“字”混同对待。
但考虑另外一个事实，这件事会变得非常吊诡。
对汉语言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早期的汉语（远远早于《诗经》时代）与作为纯分析语的现代汉语不同，词法上有一定程度的屈折变化。 而考察现存的屈折语，会发现屈折变化很多情况下会影响单词的语音结构。 取决于屈折变化所承载的语义功能，一般来说：
- 若变化仅为了标记有限范畴内的身份（如印欧语中名词的格、性），则通常只有局部的改变，如元音的轮换、辅音的增减；
- 若变化是为了添加语义信息，则几乎一定会导致音素乃至音节的增生，如各种有实义或助词性的词缀。
对于保有屈折变化的早期汉语来说，前一种情况并不算什么，但在后一种情况里，语义表达需求的压力居然没有导致语音变化打破字本位的结构限制，简直是奇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古汉语里有使动前缀 s-。
例如「登」（təŋ）经此前缀使动化了之后就变成「增」（stəŋ），并在后世的演化中变成了 tsəŋ。
现在假设如果在平行宇宙中，表示使动的屈折变化并不像前缀 s- 是这么简单的形式，而变成了比如后缀 -ajz（从英语那偷的 -ize），那么从「登」派生出来“增”的概念，其语音就会是 tsəŋajz。
这个东西怎么写成汉字？
写不成，因为它有两个音节，不符合汉字的语音结构。
所以可以看出，早期汉语的屈折变化的语音形式是相当受限的。 由于语音形式受限，就不可能有很丰富的屈折变化。 因而可以得到：早期汉语的屈折变化不足以支撑复杂的语义表达。
这推理并没有得到什么新奇的结果，只是浅显地解释了一遍观测到的语言事实。 但若把它与下面这条观测事实放在一起，就使我脑洞大开了。
这事实是：先秦出土的文献里的语言实践，广泛地应用意合的表达方法，而少用形合。
首先最直接的解释是，先秦时期很多后世有的虚词那时候还没语法化，还是有实义的实词，因此古人没得用，只能意合。 这一点应该没什么异议。
那再问了，为什么先秦的中国人没造出过那些现在看来是必要的虚词呢？ 结合前面关于屈折变化贫瘠的结论，我大胆推测：正是这种词法上的贫瘠限制了思维表达的内部指涉/层次的深度。
再以此为中继，两个更进一步的推测：
- 词法不允许通过派生的方法批量构词，这可能是早期汉语实词特别多（如不同种类的马每种都有专门的单字来表示）的根本原因；
- 拥有丰富的实词，汉语进而才能走上语法化、分析化的道路。
我最喜欢第二个推测，因为它提供了比既无事实证据也无理论解释的语言时钟猜想更合理的推理链条。
所谓「语言时钟猜想」是 R. M. W. Dixon 在 1998 年提出的假说：分析语倾向于演变成黏着语，黏着语倾向于演变成屈折语，屈折语又倾向于演变回分析语。 我找不到此假说在中文或英文里有任何通用的术语。